孙关龙，男，1941年生，上海浦东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审，《中国大百科全书》学术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第二版编辑部主任，兼燕京研究院生命科学研究所特约教授，中国年鉴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理事等。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两项，其中一项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著有或主编《分分合合三千年》、《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等14部著作。发表科技史、行政区划史、百科全书编纂史等方面论文300余篇。获国家图书奖等10多个奖项。
记者：您在诸多文章中，对中国目前行政区划上的“整县改市”模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种质疑大概前后有七、八年时间了吧？
孙关龙（以下简称孙）：行政区划是我业余研究的一个专题。80年代及以前，我偏重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研究；80年代后期，目光扩展到近现代。1991年开始，对“整县改市”提出质疑，呼吁在我国应实行“整县改市”和“切块建市”两条腿走路，1995年发表论文和著作提出“整县改市”的做法不适宜再大规模地推行下去，更不可能成为今后的建市模式，“切块建市”、“由镇变市”才是中国建市的长久方向。
记者：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整县改市”不能成为今后建市模式，而必须走“切块建市”的道路？
孙：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县与市的功能是根本不同的：县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市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美国除建有约18000个市外，还有3000多个县，这从行政区划建置上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又满足了城市化的需求。我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整县改市”热，对农业生产冲击不小，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一个因素。事实上，不少整县改市的功能上并没有转换，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发展到已形成转换功能的客观条件。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勉强县改市，这种过渡归根结底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
记者：也就是说，县、市应该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而我们的整县改市，不少只是换个招牌而已。如果这种形式主义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农村也就没有多少存在余地了。
孙：“整县改市”为主的模式，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这个阶段“至少要100年时间”。按1983—1996年14年间我国“整县改市”的速度计算，县年均净减34个，那么到2010年，我国将仅存约1000个县；再过30年左右，中国将变成无县国。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再从农业发展来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70％，现有12亿多人口，下个世纪人口专家预测可能最多达到16亿。中国这么多人，不靠我们自己，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无法养活，因而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行政区划的改革不能削弱这个基础。
记者：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孙：行政区划建置，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县不但不能大量减少，而且应当加强。一个农业大国，在短短14年间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县从数量上减少1／4，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整县改市”的模式，适应不了城市化的洪流而成为绊脚石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若按此模式推行下来，四五十年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竟然将没有一个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县，这同中央一再强调的加强农业的精神是不合拍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行政区划上应该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您提倡的“切块建市”的模式有没有弊端？
孙：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适应这个趋势，唯一的办法是走“切块建市”的道路。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城市化所走的道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切块建市”与“整县改市”相比，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一点，我在《分分合合三千年》一书中已经讲了。主要是：1、与所在县的矛盾，包括分田、分人、分资产等，有的还有驻地的矛盾；2、腹地小，处在原有县的包围之中，如与原有县搞不好关系，很难发展；3、要增置一套新的县级市领导班子，增加了人员、机构，扩大了基建规模等等。
记者：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特别是区划和机构增多，是个敏感的问题。
孙：这些问题与中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相比，都是前进中可以解决的。首先，中国要城市化，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将进一步加速。以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2亿多人口计，仅有目前的600多个建制市实在太少。美国的陆地面积比我国小，为926万平方公里，人口2亿多，却有18000个县级市，为我国的30倍。日本陆地面积仅37．7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却拥有635个市、2006个町（与市并列的城市建制），为我国现有市的4倍。中、美、日三国相比，每万平方公里：美国有市约20个，日本有城市建制约17个，中国的市不足1个；每百万人平均，美国有市约90个，日本5个多，中国则仅有0．5个。因此，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初期。按国民经济每年增长8—10％计，每年净增二、三十个城市从目前来说是正常的，也是迫切需要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划单位增多是必然趋势，古今中外一概如此。中国80年代初的县是秦代的2倍多，美国的县、县级市数是我国的10倍。“切块建市”的模式，能切实贯彻我国已制定的“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中小城市不仅在人口数量上，而且在地域上，都应是名副其实的中、小规模。
记者：按您的论证，增置新的县级市，看来是必然的，那么如何在增加区划单位时不增加机构，从而不造成新的社会负担？
孙：随着机构改革，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增置新的县级市领导班子亦不会形成很大的负担。关键在于切块建市得到较快的发展，进而带动邻近县的发展。这方面，福建石狮市的经验是值得总结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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